【导语】

2026年，是我国开发区治理的“分水岭”之年。

7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有林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开发区反腐历史上的最重处罚。

同月，商务部公布了2025年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的结果，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五个经开区因为考核评价靠后，退出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序列。这是自1984年设立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单次退出规模最大的一次。

近日，山西省政府批准同意8个省级开发区退出开发区管理序列。

官员落马与开发区摘牌，意味着开发区“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经历一场刮骨疗毒的大变局。

从1993年到2023年，整整三十年。杨有林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的经理做起，历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江宁县（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江宁科学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等职。他的职务轨迹，基本覆盖了南京多个开发区、国资平台的核心岗位。

权力在哪里，腐败的空间也就在哪里。经法院查明，杨有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承揽工程、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方面提供便利。在30年的时间里，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

三十年来一直无人发现，暴露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制度上的失守。杨有林并不是个例，2026年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发区的官员密集落马。

7月29日，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卢东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省纪委监委审查。

7月30日，福建省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原书记庄永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

8月7日，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云洲被开除党籍。

开发区反腐，已经形成地毯式推进的态势。

7月，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覆盖了全国228个国家级经开区。由于考评结果靠后，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5家经开区退出了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加上之前已经退出的甘肃酒泉、宁夏石嘴山、黑龙江绥化这3家，累计被摘牌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有8家了。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此次事件释放出三个重要信号。第一，国家对经开区的要求在升级，从侧重关注经济总量转为现在的综合导向；第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依靠国家级经开区金字招牌“躺赢”的时代结束了；第三，经开区的发展模式需要尽快转型，“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将会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省级层面的开发区也在进行“瘦身”。除了之前的辽宁经开区摘牌（《两批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全国2700多家开发区该醒了》），近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城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偏关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等8家开发区退出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同时，山西还对一些开发区进行了优化整合。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入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入孝义经济开发区优化整合；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入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整合。

将这些现象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路径。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对外开放重要载体的开发区，正在从增量扩张、争取挂牌，转向存量竞争、动态淘汰的状态。

第一是开发区的集权，成为腐败的温床。杨有林长期分管土地出让、项目招商、基建、财政等工作领域，一人身兼数职，权力过于集中而缺少相应的制约。开发区把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规划审批、工程建设等项目权力集中在了一起，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特殊区域。当这些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时，腐败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其次是开发区本身体制的病灶，管委会事无巨细都要管。开发区设立之初，一般都选址在城市郊区的农村空地。因为周围没有成型的市政设施，管委会不得不自己建学校、建医院、建社区，甚至建派出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比如西安阎良航空基地管委会，曾经同时承担104项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一个管委会主任，每天都得处理辖区内的学校招生问题、医院纠纷、村民上访等事情，还有多少时间来研究产业政策、洽谈招商项目？社会事务所占用的每一分精力，都是从经济建设那里夺来的。

最后就是土地财政的退潮。过去，不少开发区主要靠土地出让收入来维持发展，甚至通过城投平台借新还旧维持现金流。但是土地资源不可持续，增量空间见顶；债务滚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园区自身的产业税收远不足以覆盖刚性支出。在隐性债务“零容忍”的政策高压下，城投平台的融资通道被大幅压缩，土地出让金下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腾挪的困难。于是过去那种“圈地—融资—基建—再融资”的循环被打破，一批缺乏产业造血能力的开发区，被直接推向摘牌的命运。

开发区的改革已经融入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局中。2025年，商务部印发了《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了十六条政策措施。

恶性竞争型的招商已经被完全禁止了，国家明令清理各地不符合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并且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开发区之间竞争，已经由政策内卷扩展到了营商环境的竞争。谁的服务好，谁对产业的理解深，谁的产业生态完善，谁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标杆开发区都做了哪些事情？

苏州工业园区2025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4163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7362亿元，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已经连续9年位居国家级经开区考评第一。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之时，就确定了行政管理主体和开发建设主体分离的原则。管委会负责制定政策、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人数只有同等人口量级行政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精简高效著称。具体的土地开发、载体建设、园区运营、产业投资都交给市场化的专业平台公司来负责。

合肥经开区在商务部的考核当中，位列全国第七名，并且已连续四年保持在全国前十名，继续稳居中西部第一。合肥的产业逻辑非常清晰，“芯屏汽合”共同发展，形成了芯片、面板、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产业生态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长鑫万亿回报背后：合肥产业链布局的长期主义》

大浪淘沙才刚刚开始。开发区是国家重大战略、经济命脉的根据地。官员落马，是监管失守的后果；密集摘牌，是铺摊子发展模式的终结。开发区大变局的目标导向只有一个，就是使开发区回归到试验田的本质初心。